大数据时代,对精确诈骗不作为即是恶

徐玉玉、宋振宁，罪恶累累的诈骗名单上留下的冤魂，仍在拉长。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？显然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疑问，因为没有信息泄露，就没有精确诈骗，骗子更不可能屡屡得手。精确诈骗往往与准确的信息获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生命的代价再一次证实了公民信息泄露的严重安全隐患。
　　当开始写作此文时，笔者的手机不时响起，倒不是什么诈骗电话，但内容也多为广告：你有购房需要吗？你需要贷款吗？你需要装修服务吗？手机并不能识别广告电话，笔者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判断来电是广告，还是正常的联络。于是，只好不断地接听，然后或礼貌或粗暴地将其挂断。
　　可我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电话骚扰，甚至是电话诈骗。若此次新闻没有猝死的细节，抑或徐玉玉、宋振宁见多识广，一眼识破了骗局，也许电话诈骗现象又一次会在我们的习以为常中被容忍、被忽视。可潜在的风险是，正是因为诈骗者说得挺像那么回事，被骗者才会在着急中丧失理性——针对人心理弱点和利益诉求的精确诈骗，正是受害者上当的根源。
　　大数据为精确诈骗提供了可能和概率。当大量数据汇入骗子手中时，他们知道某些群体的特殊需要是什么，于是投其所好、广泛撒网，以技术手段将大量数据散布出去。这种精确诈骗因为依托大数据，而具有更强针对性和更高欺骗性。同时，广泛发布的诈骗信息，会因为接收者判断能力的不同，而产生不同反馈，那些判断能力较弱者，就会成为骗子的“战利品”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骗子的伎俩并不高明，但总有人不断上钩的原因。当依托大数据进行的行骗具有精确营销的意识和普遍发布的能力时，有人被骗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。或者，可以说，大数据思维加信息技术的支撑，让被骗成为大概率。
　　那么，如何避免下一个徐玉玉、宋振宁出现？显然，光靠善意提醒是不够的。因为，骗子的招数总是防不胜防，骗子的侵袭总是无孔不入。此时，社会层面的防范必须跟上：一是，意识到数据即隐私，不能任由数据被贩卖，形成数据的黑色产业领域；二是，意识到不作为即是恶。前者是一种权利意识，在大数据时代，隐私由大数据构成，对数据的贩卖让隐私面临被侵权的可能。而后者是一种社会保障，即便在查处和预防过程中存在难度，有关部门和企业也应该保证所提供通讯服务的安全——是否诈骗，他们应该严格把关。否则，无论是否存在合谋或放纵，都是一种实际恶意——释放了电话诈骗的可能。
　　很多时候，因为乱象的频现，人们往往对乱象予以容忍，甚至视若无睹。直到，一个血淋淋的悲惨事实出现在面前，人们才恍然发觉问题的严重与严峻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不能让大数据成为精确诈骗的温床，不能让生命再次付出代价。这应该是社会给出的有力承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