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数据时代到来 “数据驱动”全球大趋势

大数据时代的到来，让“数据驱动”成为新的全球大趋势。国家竞争战略正从对资本、土地、人口、资源/能源的争夺转向对大数据的争夺。大数据颠覆性地改变经济形态、国际安全态势、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模式，引发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革，而数据开放与共享成为推动各国大数据发展的使能器。
　　
　　近些年来，全球各国纷纷将开放数据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。截至2014年4月，全球已有63个国家制定了开放政府数据计划，数据开放推动政府从“权威治理”向“数据治理”转变。美国政府最先对大数据革命做出战略反应。2009年，美国联邦政府发布《开放政府指令》，作为大数据的前奏推出了“Data.gov”公共数据开放网站。2012年3月，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《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》，正式启动了“大数据发展计划”，宣布将投入超过2亿美元在大数据研究上。
　　
　　欧盟同样是数据开放的积极行动者。2011年11月，欧盟数字议程采纳欧盟通信委员会《开放数据：创新、增长和透明治理的引擎》的报告，开始推进开放数据战略，该战略从三方面对原有法律、政策进行修订与补充：第一，建立适应信息再利用的法律框架;第二，动用金融工具，以支持开放数据和行动作为建立欧洲经济数据门户的部署;第三，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与经验交流，为开放数据与共享提供平台。
　　
　　此后，欧盟专门在2014年发布了《数据驱动经济战略》，有望近期内成为欧盟经济单列行业，为欧盟恢复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，做出巨大贡献。欧盟在大数据方面的活动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：一是研究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;二是资助“大数据”和“开放数据”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活动。数据价值链战略计划包括开放数据、云计算、高性能计算和科学知识开放获取四大战略，主要原则是：高质量数据的广泛获得性，包括公共资讯数据的免费获得;作为数字化单一市场一部分，欧盟内数据的自由流动;寻求个人潜在隐私问题与其数据再利用潜力之间的适当平衡，同时赋予公民以其希望形式使用自己数据的权利。
　　
　　大数据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母庸置疑。中国是全球互联网用户、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，拥有庞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的主体。我国已经具备建设数据大国的潜在优势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，数据共享与开放严重滞后。我国政府掌握着80%以上的数据，是大数据时代的财富拥有者，政府作为政务信息的采集者、管理者和占有者，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。但由于信息技术、条块分割的体制等限制，各级政府几个部门之间的信息网络往往自成体系，相互割裂，相互之间的数据难以实现互通共享，导致目前政府掌握的数据大都处于割裂和休眠状态。行政分割导致数据无法共享。我国政府数据资源多按地域或部门进行分割管理。不同地域和部门为了自身利益，形成人为数据共享壁垒，加大了政府大数据开发难度。由于政府部门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建设的“部门化”，政府信息系统出现“系统林立”和分裂状态，政府公共信息资源重复采集现象严重，信息摩擦和治理成本偏高。
　　
　　总体而言，我国政府开放数据的程度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国家。从国际上公认衡量各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指数(EGDI)上看，近十年，我国EGDI排名先升后降，从2003年第74位升至2005年第57位，2012年又跌至第78位，已经严重阻碍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统筹与应用。因此，近期出台的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提出要把数据开放共享作为战略部署的重要任务切中要害，顺应未来发展大势。
　　
　　随着数据治理理念的影响渗透，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共享进程开始逐步加快。2013年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》，要求促进公共信息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，推动市政公用企事业单位、公共服务事业单位等机构开放信息资源。此外，2011-2013年陆续上线了国家数据(NationalData.gov.cn)、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(BjData.gov.cn)和上海政府数据资源网(DataShanghai.gov.cn)。然而，总体而言与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，据“开放知识基金会”发布的《2013年开放政府数据普查》结果，在被普查的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中，我国综合排名第35位，与我国经济大国和数据大国的身份极不匹配。
　　
　　数据开放与共享涉及到诸如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主权，数据开放隐私保护、数据安全保障及其政策框架体系等问题，这些重大问题的有效处理和把握将是影响中国未来推动数据开放、实施数据治国战略的关键所在。